造福半个中国的农林科学重镇——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

逍遥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4年于右任先生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8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解放后更名为西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9月，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成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为了追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与渊源，以及它们对西北地区农业发展所做的贡献，本刊记者通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宣传部及校友会联系到了当年西北农学院的党委办公室主任杨笃先生，杨老是《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年）》的主要撰稿人及顾问，现已9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与我们聊起当年的历史及故事如数家珍。

1、《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年）》的成书经过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是通过《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年）》这本书找到您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西农最早的一册校史了，从书上看到您是这本书的顾问，请问您原来在西农有怎样的经历呢？

杨笃（以下简称杨）：这本校史里原始的资料都是我当时整理的，编好后我拿回来了十几本，都送给校友了。我是1923年出生的，今年90岁了，陕西凤翔人，从1942年开始，我在西农附设高级职业学校上了三年高中，后来1945年就考到西农上了大学，当时学的是农业经济，到1949年毕业，毕业那一年就解放了，解放以前我们西农有地下党组织，我是地下党的党员，解放以后我干过好几种工作，一个是在西农留校带学生，还在西农出版社搞出版，那时候不叫出版社，叫西北农学院出版组，以后又搞学校的总务后勤，当总务处的副处长，之后又在农业经济系当总支书记，后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文革时期在牛棚待了好几年，文革后期1972年的时候我就离开西农，算起来在西农整整待了34年，然后就到陕西省政府的农业局去任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农业办公室办了个党校，当时文革时叫学习班，实际上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就叫农林学习班，我们这个党校和陕西的另外两个党校一起筹办了西安基础大学，后来改名为陕西工商学院，就是现在西安财经学院的前身，当初陕西财经专科学校、西安统计学院、陕西商业学校等和后来改名为陕西工商学院的西安基础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西安财经学院，我们刚搬进时学校没有书记，我是副书记。

记：后来您就从这里退休了，您是哪一年退休的？西农怎么会请您编这部校史的？

杨：我是1984年退休的，因为我在西农待的时间长啊。1957年的时候，陕西省高等教育局发通知，规定各个高校都要把自己的历史写一写。在假期的时候，我们有个副院长来牵头，这个副院长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你在学校待的时间长，1942年就在这了，以前情况知道的多，就让我和当时的教务处长一起来写校史，我是总务处的，我俩搭伙干，那时起草的是大的条框结构，比如地下党活动那一块，很多老同志都在，可以讲述，就写上了一些内容，另外教学上的内容也写了很多。我当时也刚调到系里当总支书记，比较忙，教务处长也忙得很，而且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都乱得很，谁还趴在桌上写这个啊，就把校史的事搁下了。直到1963年西农30周年校庆，我觉得应该出个校史，但这时候学校的老人就已经少了，我这时在党委当办公室主任，自己顾不上，就从管理的政治课教师里找来几个人进行编辑，他们都是笔杆子，就这样将历史情况整理成了详细的资料，基础都打好了，1963年我就让我的一个助教，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的，把第一次我整理的、第二次详细整理的所有资料编辑成册，他花了半年多时间，在已有的现成资料上进行了文字加工，编成了《西北农学院校史资料》，当时还不能叫书。一直到文革以后，1984年的学校50年校庆，那时我已经退休了，当时的院长万建忠同志让我回来，把前三次编辑整理的所有资料进行章节调整、文字加工、内容补充，便成了《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年）》这本书，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万建忠院长写的。那时我在西农住了一个多月，等书基本成型后我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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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农的建立过程

记：您对学校的历史是很了解的，我们想请教您，1934年于右任先生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西北联大农学院有怎样的关系？

杨：1929年陕西大旱，凤翔县逃亡了一半以上的人，十万人最后只回来了四万人，也死亡了不少人，那时候国民政府中央派人来考察，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他是监察院长，他就指明说这里要发展农业，不能靠天吃饭，一闹天灾都没有饭吃了，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学校，原来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那时候的大学很少，有个专科就不容易了。当时的校址是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三号楼，那个楼现在还在，校名的几个字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写的，校牌也是林森的字。1934年这个楼奠基，同时招生，第一届招的是附高的学生，也就是以后的农业学校中专招生，第二年大学才招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平津地区的学校内迁，就有了西南、西北两个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迁来西北，当然是和我们学校合并啊，平大农学院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后，叫西北联大农学院，后来又独立成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原来是专科，合并以后才变成本科了，1939年的学生就是平大带过来的，1939年西农本科还没有招生，刚才我讲的万建忠就是在北京考上平大，然后来这里毕业的，是西农的第一届学生。

记：那一年平大大概来了多少教师和学生？

杨：学生有几十个，教师也不过一二十个，本来农专的教师也大概有二十来人吧，那时候大学人少，不像现在动辄就上万人，当时标准的大学是500人。

记：平大农学院跟农专刚合并的时候，哪个地方的人多呢？

杨：这个地方基础是农专的基础，农专也聘请了国内外著名的教师，比如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法国博士，就是原来农专的，平大农学院迁到这，只来了几个教师，我看平大来这的教师超不过20个，但也有著名教师。总之是基础力量农专强，教学力量平大强。

记：当时学生是哪边人数多呢？

杨：还是农专的多些，北京过来学生只是一部分，我看没多少，农专的学生本来都在这呢，附近的学生也多啊。刚合校的时候两边学生也闹过矛盾，那时候是形成两派了，辛树帜是农专的校长，属于农专派的，平大来的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闹学潮，这里边还有国民党的政治派系原因，平大的老师有的和国民党上层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以前的教育部长是朱家骅，朱家骅原来是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其实就是校长，辛树帜是朱家骅委任的，是国家委任的，开始就是筹备委员，以后国民党派系分化，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带来另外一帮人，就因为这样的派系斗争把辛树帜赶走了，其实当时辛院长很敬业、很民主，学生非常尊敬他的。后来陈立夫又任了一个校长来掌权，学生不乐意就又闹起学潮。

记：是哪边的学生先闹起来的？

杨：是新来的平大人闹起来的，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当初闹学潮的学生都是反对辛树帜的人，学潮停息后，他从西农离开，又到重庆当教授去了，还兼了一个馆长，还有一个别的职务，他名气大么，兼了三个职务，一个月拿900块钱，学潮停息后，当初反对他的学生领袖也被学校开除了，这个学生没有办法，又找他去，他就又把那个学生收下了，他心胸也宽，很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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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北联大农学院地址一直在武功

记：农学院曾经到汉中勉县待了一段时间吧？

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人没有过去，只是在管理体制上是西北联大的一个学院，经费上都是完全独立的。平大农学院一来就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办学了，就到的是武功。

记：我们看到校史上的一些资料讲，西北联大的农学院不是在勉县武侯祠待过吗？

杨：不是联大的农学院在武侯祠待过，勉县武侯祠的事是这样的：西农刚建起来时，国民党中常委的五个人中有两个人在西农担任职务，就把上海大学的底子交给西农了，上海大学后来改为劳动大学，购置的图书、仪器不少，教学设备、印刷设备都是先进的大机器，都是从德国买来的，这些底子都交给西农了。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在西农这里开军事会议，会刚一开完，日本飞机就来轰炸了，从三号楼顶上把炸弹扔进去，当时楼里有一个钢琴也被炸毁了，学校的人就想把这些图书、仪器设备找个地方保存起来，就运到武侯祠存放着，是为了躲日本人的轰炸，将这些图书、仪器设备运到武侯祠了，与合校没有关系，无论是平大农学院，还是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都没有在勉县办公上课。

记：您刚才讲的为了躲避轰炸将图书、仪器设备运到勉县武侯祠是哪一年的事？

杨：1937年开始动手，一次一次地运，当时交通不便啊，运了好长时间。

记：仪器是从上海运到勉县吗？

杨：不是，都是从武功运去的，农专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仪器。

记：老师和学生有过去的吗？

杨：没有，只有仪器放在那边了，就留下很少几个管理的人，那些管理的人解放以后把家也搬去了。

记：平大农学院和农专合并是哪一年？

杨：1937年后半年就开始合并了。

记：就是说平大农学院、西北农专都没有去汉中？

杨：没有去，北平大学农学院直接来武功了。全国的农学院中一直没挪地方的基本就西农这一所。

记：我看《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年）》中有一段这样写：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城固县，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也随同迁往勉县，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三个月后与农专合并。

杨：这可能是他们后来这么写的，成书后我也没有看，原稿上我知道不是这样写的，没有这回事，平大农学院怎么迁往勉县去了嘛！农学院在勉县只是放图书、仪器设备的，人根本就没动嘛。这段历史得重写，平大由北京直接就到农专了，农专就改为西北农学院了。

记：那为什么要选择勉县作为存放地点呢？

杨：因为那里隐蔽一些，那些大仪器、图书占地方多，十间房也不够啊，就到那武侯祠庙宇找空地方去了。

记：那时候图书大概有多少册？

杨：拉了一个汽车的图书是有的，其他还有一些笨重的东西，都是拿汽车运的，直到1949年解放才都拉回学校来的，回来后一启开包装，有些机器都生锈了，放了十几年都从来没有用过。

记：这么多年都没有用，那这边的学生上课没有仪器怎么办呢？

杨：那时候有什么教什么，能有什么就实习什么。

记：那为什么把仪器弄过去了人没过去呢？

杨：有段时间是有迁址的打算，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曾经紧张过几次，潼关吃紧，本来说准备要迁，后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迁了。

记：是不是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先将仪器运过去，万一这边情况紧张了人再过去？

杨：这个可能有，潼关吃紧时，当时教授会是权力机构，好像就派了一个老教授去勉县找地方，但后来也没下文了。

记：那些仪器、图书在那边放了那么多年，有没有丢失损坏的？

杨：还能不损失吗？从1937年到1949年十几年呢，有损失的，不过损失不大。我记得抗日战争胜利了，学校就开始要往回运，不是一次全运回来，用一点拿一点，一次也拉不多，慢慢的一直到1949年全拉回来了，那时侯学校也没汽车，雇到一个车就赶快运回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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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农的优秀人物及巨大贡献

记：西北农学院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课程设置、精神校风等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当然基础、开端是当初西北农专的，当初中央常务委员会戴季陶、于右任两个人来办这件事，建立了这个学校的基础。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还有四千多亩地，后来西北林学院、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等划进西农，其实这些地方本就都是原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地方，学生实习研究的基地，而且这些地方的成员大多都是西农毕业的学生。农专在抗日战争期间，很艰苦，我们第一任院长辛树帜，他是让人尊敬的人，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原来经考察要让他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要接周恩来的职位，那时候两个职位，一个政治部主任，一个教师，他的老师建议他还是去教书好，政治变化太大了，而且很多地方教育还没开发，你直接去搞，他就直接选择教书，黄埔军校把路费都给他寄过去了，几百块钱银元到德国，他给黄埔军校说，我把钱退给你们，我不去，我要教书，所以农专的考察是他考察的，筹备委员是他，校长也是他。西农的校风很朴实，学生都深入实地、下农村去劳动，毕业就去农村实习，当农民，搞农业经济，而且动手能力也强。学校也培养了不少人才，解放后中央计委几个局都有从这儿毕业的学生，当司局长、处长等。在学科设置方面，原来就打好了基础，有农、林、园、畜牧、兽医，农化、农经、植物保护等学科，这是整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基础，现在分系更细了，但还是这个大的基础。

记：西北农学院对西北地区的发展，及后来的农林科技大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杨：我们知道学校是培养人的，人对社会起了重大作用，也是个人的事情，西农原来有个系主任叫李仪祉，留德的，是水利专家，是中国近代科学治水第一人，李仪祉修渠是造福一方，茅以升造桥是造福一县，这是工科的。农业方面，西农的第一届学生赵洪璋，他是搞小麦的专家，他研制最出名的两个品种，碧蚂1号把小麦平均产量由二百斤提高到四百斤，另一个是由国外引进了原种，育成了丰产3号，丰产3号把小麦平均产量由四百斤提高到八百斤。曾经他让我一起去地里看小麦，下雨的时候伞一打，雨水打在伞上就迸出去了，他借此对我解释，和这个道理一样，雨一打麦芒，麦芒一弹雨水就灌不进去，他给我说，你看，还是必须有麦芒的，有麦芒雨水就弹走了，不然麦子就不好长。后来他要把小麦均产由八百斤提高到一千六百斤，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去世了，去世的时候90多岁，很可惜，感冒了打针给打死了，我知道后马上到西农的一个招待所给他办理后事，给他写挽联，他一直在西农，贡献大。我想讲一个道理，搞水利不过是造福一方，造桥不过是造福一县，赵洪璋这个人呢，是造福半个中国啊！碧蚂1号由二百斤提高到四百斤，丰产3号把四百斤提高到八百斤，他正在要完成把八百斤提高到一千六百斤时，快成功了给去世了，当时他追悼会的规模相当于西安市的市长，一个教师的追悼会规模和市长一样，去送他的农民多了，农民感激他。最可惜的就是小麦亩产到一千六百斤的目标没有完成，真成功了还了得么，你想现在的产量还在八百斤上。

记：这个工作也没有人接着做吗？

杨：当初西农的党委书记和我去把赵洪璋研究小组的人召集在一块吃了个饭，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研究继承下去，他的助手都很难过，哭得饭也没好好吃，觉得老师的去世损失太大了，但最后还是没有研究成。我的意思就是说农学家的贡献要比工程学家的贡献大。西农还有一个院长叫章文才，这个人后来是华东农学院的院长，也是留德的，他搞了个柑子和橘子杂交，叫做柑橘，柑子和橘子是两个科，他研究了好多年，杂交成以后遍地都卖，还很便宜，传遍了半个中国。这就是农学家的影响很大，但他们跟教育家还比不上，教育家对国家的影响更大，我们那个老院长、教育家辛树帜就影响很大。

记：那西农出过哪些教育家吗？

杨：教育家辛树帜算一个，在西农当了30年院长。还有一个原来的副院长叫康迪，他是延安来的，清华大学的讲师、研究生，也在西农由副院长到院长待了30年，西农同时出了两个任职30年的院长，这是很稀罕的，全世界任职30年的校长就有4个人，中国只有这两个人，而且还在同一个学校，现在要为康迪举行一个诞生100周年纪念，由老学者们发起，学校已经同意了，在明年举行。

记：解放后辛树帜哪一年又回到农大的？

杨：1950年，解放第二年他就回来了。那时候我见过他，陪着他在学校转，他就指着学校哪哪说这是我以前搞的嘛，这个仪器还是我买的呢，他办学很细，提倡到图书馆不是看书，书就是教常识而已，要看常新的杂志，后来他一直待在西农，1977年去世。

记：辛树帜在农业上面的研究成就有哪些？

杨：他是一个教育家、外交家，他用半年就把广东的瑶山踏了半边山，与李四光是好朋友，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部长。他教育学上的贡献很大，当了一辈子校长，可惜反右派把他错划了，干不成了，就在西农搞古农学研究、农业历史研究了。他有个学生叫石声汉，是农史专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也是个天才，但也是文革以后就去世了。科学家只是发现、发明一个东西，而教育家是千秋万代的事，孔子快影响3000年了，科学技术只是造福一个方面，农学家赵洪璋、教育学家辛树帜是影响多半个中国的。西农学校里面给赵洪璋立了个塑像，在学校图书馆前。兰州大学也是辛树帜办起来的，开始是民办，兰州大学宣传两个人，一个是创办学校的辛树帜，一个是将学校扩大的江隆基，江隆基文革前也死了。

记：西农还有哪些著名教授？

杨：还有一位一级教授，是北平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组长，以后他就在平大农学院教化学，叫虞宏正，那时在西北、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

记：他的贡献、成就是什么呢？

杨：他是搞理论的，原子理论，原子弹爆炸以后是他首先把这个理论给大家阐述的，解放后他做过多次报告，是个知识非常广博的学者，教了一辈子书，以后西农旁边的科学院成立了一个水土保持研究所，他当所长，他当领导威信高，在手下又培养出几个院士。

记：西北农学院对西北的高校有什么影响呢？

杨：其实农业这个学科是面向农村农业生产的一个生物学系统，当时在西北有这个学科的学校基本没有，大部分就只有个生物系，讲的是普通生物学，解放以前西农的老师会去给其他学校的这类课程教课，但是不多，解放后与各校的相互交流更多了，教师间互相起促进作用。其次，农学院和政府部门能够沟通，西农林学系的创始人是德国的一位林学家G•芬茨尔（G•Fenzel），他也是最初时林学系的教授，后来林学系的系主任和教务长都是他的学生，他又是当时建设厅管农业部门的领导，等于是顾问，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建设厅能给学校帮上忙，学校也能和建设厅沟通，这是解放前的情况，解放以后，林学系也和林业厅很熟，林业厅支持学校成立了林学院，所以学校和政府部门还是有良好的联系的。

逍遥叹

记：在农专和平大农学院合并之前，农专的老师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多吗？

杨：这个数字我没记，但有名的有赵云梦，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搞化学的，一直教书育人，活了101岁；还有个周尧，他是意大利回来的，活了98岁，前几年才去世，周尧是搞昆虫研究的，西农的昆虫馆就是他建起来的，西农还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周尧纪念馆，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权威的，都一直在西农。平大农学院在北京招生的1939年毕业的那批，本科毕业生留校的多，当时打仗啊，外面的老师请不来，在此之前的教师多数是外国回来的，我刚去学校的时候，人家清一色的是博士，那以后本科生才进来的，不过那时候本科生就是高的了，有好几个教植保学的，打下了学校这方面的基础。

记：那时候平大农学院还是对后来的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有贡献的？

杨：是的，有贡献。我当时编校史时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和日本人打仗时对教育的投入扶植还这么高，战争年代的人的爱国心是很强大的，这就是一个民族兴盛不衰的原因，多大的困难都能过来，从学校教育这方面就能看出来。

放肆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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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支持一个。西农的发展离不开那些奉献给西农的人。。。西农不会忘记你们。